“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人员知悉”，是国家秘密的重要时空要素。其中的“限”、“只”字，措辞严谨地界定了知悉范围与国家秘密的关系，反复强调了知悉范围的重要性。从一定意义上讲，保密工作就是要限定知悉范围，并始终坚持知密范围最小化。

前段时间热播的谍战剧《潜伏》中，有两个感人场景：一是左蓝在招待会上与以前的恋人余则成意外重逢后，因不知道余则成已由军统人员转变为中共优秀特工，便马上向国共军事调处共方代表邓铭报告。邓铭立即发电延河一号，请边区保卫部查复。收到回电后，邓铭告诉左蓝：“边区保卫部知道他，也知道你们之间过去的关系。但是没有他现在的情况，建议我们询问克公。”其实，邓铭并没有将电文全部内容告诉左蓝，电文中有句话是这样写的：“曾命吕宗方争取此人，直到吕宗方牺牲也未见成效。因成功刺杀李海丰，此人深受戴笠赏识。” 另一个场景，邓铭与左蓝一起走出过道。邓铭看完报务员送来的电报，对左蓝说：“克公也不知道余则成的身份。”此时，出现了画外音：“其实邓铭收到的电文并不是像他说的那样，电文是这样的：绝密！余则成乃内情员峨眉峰，此人值得信任”。邓铭之所以不能告诉左蓝真相，是因为电文的题首有绝密二字，只限他一人知道，这是严格的纪律。

革命战争时期，保密工作关系到保生存、保胜利，因而知密范围最小化落实得非常好，《潜伏》剧中邓铭同志乃无数优秀涉密人员的化身。我们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周恩来同志，就是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光辉典范。他从事革命活动将近六十年，一直担负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知道很多核心秘密。为了党的事业，他一直坚持守口如瓶、滴水不漏，甚至对自己的爱人邓颖超同志亦是如此。如1926年冬周恩来同志由广东调往上海，去干啥、呆多久，事先未向爱人透露一个字。后来，邓颖超同志看报纸，才得知他在上海参加领导了第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7月中央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周恩来任前敌委员会书记，是起义的总负责人。但有关起义的任何情况，他事先也未向邓颖超同志透露丝毫。周恩来同志在长期革命实践过程中养成的保密习惯，一直保持到他心脏停止跳动。

日常工作中，擅自扩大国家秘密知悉范围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机关、单位不是以工作需要为原则，而是简单地把知悉国家秘密视作一种政治待遇，以行政级别作为知悉国家秘密的条件；有的涉密人员随意将秘密告知自认为信得过的无关人员，认为他们或是领导同志、身边工作人员，或是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告诉他们一些国家秘密也无妨；有的国家秘密经管人员工作随意，密件想给谁看就给谁看，谁想看就提供给谁看。如此这般，致使一些不应当知悉国家秘密的人员知悉了国家秘密。对此，全体涉密人员尤其是分管保密工作的领导同志、国家秘密经管人员，必须进一步学习国家保密法规，深刻认识到擅自扩大国家秘密知悉范围的危害，并将知密范围最小化严格落实到工作中去，确保国家秘密的安全。

                                          （南沙区保密局 朱儒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