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之下的疫情解密。

当今时代各种突发性的危机事件频频发生。2003年春发生在我国的SARS病毒肆虐情况，“祸始广东、北京接棒、流散全国”，对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当然，这也是一次契机，一次转机，导致了某些疫情事项解密。

2003年1月2日上午，省卫生厅接到河源市不明原因肺炎报告，立即派出专家组调查取样，发现肺炎暴发原因不明，病毒感染性极大。

3月6日，北京接报第一例输入性非典病例。

4月8日，美国《时代》周刊刊发了北京301医院72岁、有着51年党龄的蒋彦永医生的署名信，“仅301医院，至4月3日，就已收治了60例非典病人，死亡6人。”

4 月11日，北京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疫区。

然而，从发病到《时代》刊发消息期间，因为没有正常的发布疫情渠道，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无数手机短信和电话都在传递着广州流行致命病毒的消息，人心惶惶。人们抢购醋、盐甚至大米，影响社会安定，也让政府承受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各种原因，可以总结无数，但笔者清楚记得，截至此时，这样的病毒疫情却还是“国家秘密”。

不得不承认，有着电话、手机短信、网络等互动类媒介的现代传播环境下，在主流大众媒体报道之前，人们通过这些互动类媒介，已经传播大量相关知觉经验，尤其在关系到每个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大突发性事件面前，如果继续作为政府保密事项，媒体语焉不详，遮遮掩掩，反而会加剧人们的恐慌，继而造成群体性恐慌。

适应社会的要求，政府对不需要继续保密的事项，及时作出调整。从4 月21日起，国务院决定每天公布一次SARS疫情。

农业部也印发解密通知，从2004年起，部分动物疫情不再作为保密事项，而是将新发疫情每天向国际社会公布。

事实证明，疫情解密，及时公开疫情状况，不仅强化了全社会的防疫意识，而且便于明确确定疫病流行区，使防疫单位缩小，更有利于管理工作的开展。

非典已经离开整整十年了。十年足以重新开启又一个记忆单元，但是当回望与SARS抗争那些事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一些问题值得思考，保密范围是不是做到了精准化和最小化；保密事项是不是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及时作出了调整；解密机制是否做到了与时俱进，便于操作。只有学会思考，才能进而谋划有效的对策措施，从容应对下一次危机。

“阳光财政”晒预算。预算就是政府及各部门自己的账本，收入多少钱，这些钱是怎么花的，花到哪里去了。而政府每年花了多少钱，怎么花的，这些问题原本皆属于“国家和政府秘密”。追根溯源，从解放之初，政府财政信息就是国家秘密具体事项，究其原因，计划经济之下的事情，离笔者相距较远，也不甚明白。

现代公共财政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建立与发展，纳税人有权利知道政府把钱花到了什么地方，钱花得是不是合理，因此要求财政预算公开化，监督政府预算。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政府的权力运行过程公开透明会大大地降低腐败发生的几率。公开政府预算，便于从制度上、源头上遏制和预防腐败，有利于建设法治政府、阳光政府、透明政府。

政府预算公开，实行阳光财政，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掀开裹在“钱袋子”上的幕布历程，广东开启先河。1999年，九届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的决定》，广东省作为试点先行实践“部门预算”公开，虽然提供给人大代表的预算报告，寥寥几张纸，只见总数，不见明细，但是那毕竟是第一束阳光。及至2004年，广东省政府预算报告已厚达540页，涉及114个部门，基本实现了省级部门预算的细化编制。

从2000年起，财政部根据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提出了部门预算改革的意见，在中央四部委开始试点。

2008年，财政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财政预算信息公开的指导意见》，要求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加大财政预算信息的主动公开力度。

2009年广州市财政局长宣布，114个本级部门预算全部内容都公开放到了广州财政网上，可以免费下载。2009年12月24日，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落实审议意见报告表示，“将会继续推动中央部门预算公开，争取再经过两三年的努力，使所有的中央部门预算都向社会公开。”

2010年，财政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预算信息公开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预算信息公开是公共财政的本质要求，是推进政务公开的重要内容，也是各级财政部门和各部门贯彻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的具体体现。

集团军番号不再神秘。2013年1月15日，央视的军事新闻节目宣布，“我军陆军集团军番号今起解密。”解放军陆军18个集团军番号可以对外公开使用，不再以“某”替代。

番号，是部队的编号，承载着许多意义。战争年代，一支部队在一次战斗之后由于伤亡而只剩下为数不多的人，只要保留番号，补充干部和战士之后，部队历史就会由一代一代的军人传承和延续下去。番号意味部队过往的荣誉，是部队标志，也是部队精气神的集中代表。番号对于一个军人而言，当跨入军队行列的时候，就会隶属于一支部队，军事生涯就是由一个一个的部队番号组成的，番号是一个军人心中神圣的符号。

了解一支部队番号，不仅能推知这支部队的战史，以及现在战斗力情况，结合这支部队的动向，可以推知军队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地区军事行动的目的。为了保护军事秘密的需要，番号只是在军队规定的范围内使用。对外交往和宣传时，从保密的角度考虑，不用番号，以“某”代替。

在机械化战争时期，以“某”代替，是起到一定保密作用，因为那时候技术装备比较落后，在这方面有所保留，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随着现代科技迅速发展，信息化战争时期，集团军番号属于低级别的信息，已经不算什么秘密。此外，国家间军事交流逐渐成为世界军事发展的大势所趋，番号的解密，也是显示自信与开放举措之一。

当然，军事透明度和保密是一对无法疏解的矛盾。国家间的军事透明是在各种条件下进行的复杂博弈过程，透明或不透明，主动透明或被动透明，透明什么内容，透明到什么程度，什么时机透明，用什么方式透明，向谁透明，都取决于特定条件。任何国家的军事透明只能是相对的、有限度的，没有一个国家的军事绝对透明。涉及部队一些具体的信息，如人员数量、装备配备、作战计划等是绝对保密事项，至于除陆军之外，空军和海军的番号会不会公开，或者更低级别的番号会不会公开，要由国家和军队审时度势，具体决定是公开好还是保密好。

                                          （市保密局技术办 田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