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刚

　　单位：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

　　内容摘要：20世纪40年代，广州沦陷期间，为了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粤南省委、北江特委、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等陆续派人到广州建立交通站、搜集情报、购买物资、输送人员等，在抗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陈翔南同志受命潜入广州，负责领导广州地下党工作，见证了这段秘密的潜伏岁月。

　　秘密进入广州

　　陈翔南是广东顺德人，年轻时就走上了革命道路。1935年加入中国青年同盟，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陈翔南在粤中、珠江三角洲地区工作，曾先后担任中共新会区工委书记、新鹤县工委书记、中山县委书记和珠江三角洲中心县委领导成员兼组织部长、珠江三角洲临时工委副书记等职务。1944年年底，苏联反击德国的作战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中国抗日战争即将转入全面战略反攻。由于原负责广州沦陷区工作的梁广同志需要转移到游击区，为加强敌后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决定调陈翔南到广州沦陷区工作。

　　1945年1月，陈翔南从珠江纵队司令部出发，经中山县崖江渡江到达东江纵队司令部所在地（也是省临委所在地）接受任务。省临委书记、东纵政治委员尹林平同志在东纵司令部同陈翔南谈话，布置了三项工作任务：一是巩固和加强广州地下党组织，把各条线插入广州的组织统一起来，并在此基础上继续稳步发展；二是以东纵和珠纵名义进行政治宣传活动，扩大东纵和珠纵的政治影响；三是继续做好原来广州地下党为游击部队服务所担负的各项任务，如交通站、联络站工作，购买医药用品等。临行前，尹林平把广州地下党各条线主要领导人的组织关系交给陈翔南，其中有东纵系统的麦任、原粤南省委系统的余美庆、珠纵系统的郭静之、北江特委系统的何君侠等。为确保陈翔南安全到达广州，组织上选派具有丰富的交通联络经验的东纵政治交通员何琼同志护送。由于路程较长，既要经过游击区，又要经过敌占区，还要穿过敌人的广九铁路封锁线，为安全起见，他们在出发前约定好是叔侄关系，并准备好敌人盘问时的对答口供。身上除了带一些钱之外，文件、书报一律不带，沿途也不在敌占区逗留，尽量在傍晚前赶到游击区的交通站住宿。当接近广九封锁线时，他们先埋伏在铁路附近的树林里，等敌军巡逻队走后，才选择从光线较暗的地方急速穿过。经过几日的艰难跋涉，他们终于安全到达广州。

　　寻找职业掩护

　　为安全进行地下活动，我党的同志进入广州后，三个步骤至关重要。第一步是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在广州隐蔽下来。有的同志老家在广州，抗战前曾长期在广州生活，在广州有不少社会关系；有的虽然家不在广州，但在广州有亲朋好友，可以依托亲朋好友的关系进行隐蔽。第二步是寻找正当的职业做掩护。有了正当、公开的职业，才能有效地掩蔽自己，才能生存下来。有的做泥水工；有的收购破烂；有的上山打柴；有的做杏仁饼，自己挑卖；有的做教师；有的打进敌伪“广东妇女会”“广东法院”当职员。第三步就是广交朋友，联系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有了群众做掩护，才能站得稳。在与群众密切交往中，深入了解、选择可靠的对象，逐步建立组织基础，才能在群众中生根。

　　1945年2月，陈翔南到广州后，由何琼带路，先到惠福西路东纵系统麦任的住处，同麦任碰面。麦任在他家里腾出一个房间给陈翔南居住（同年7月，陈翔南迁往三府前街，与一位进步群众同住）。根据秘密工作规定，除了麦任等个别同志外，其他同志并不知道陈翔南的住处。至于公开的职业，则接替梁广，以位于十三行路的华昌药材行老板身份为掩护。华昌药材行是梁广为寻找职业掩护和一个商人合股开办的，由梁广挂名经理，并安排一名地下党员主持店务，当时广州地下党的领导机关也设在这里。陈翔南不在这个药材行住宿，但为了不被外人看出破绽，他每天中午前后都到药材行转一趟，有时出于应酬需要，还与合伙人去茶楼饮下午茶。在平日的生活中，单从外表看，陈翔南就是一副悠闲的老板模样，但作为一名地下工作者，他的脑子里时刻紧绷着一根弦。

　　统一地下组织

　　1938年广州沦陷以后，绝大部分党员按照省委部署撤出了广州。由于留下的党员尚未能在广州立足，党组织在广州的活动停止了两三年时间。从1941年前后开始，粤南省委、北江特委、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等先后派遣了一批党员赴广州活动。他们进入广州以后，以“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为指导方针，经过两三年时间的努力，逐渐在广州站稳脚跟，建立了一批交通站、联络站和秘密据点，发展了一些新党员，建立了党的一般外围组织“游击之友”，为重建广州党组织、配合广州外围游击战争做了大量工作。由于他们来自不同的组织系统，因而各有各的任务，分别由各自的组织系统直接领导，除非必要，相互间不发生横向联系，在组织上未能统一起来，几股力量未能拧成一股绳。当时，广州党的地下组织大体分为四条线：1.原粤南省委系统。领导人是余美庆和曾珍，党员人数在15人左右，分布在工人、店员、小商人、小学教师等阶层中。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重建广州地方党的组织。2.东纵系统。领导人是麦任，党员人数为20—30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东纵部队服务，其中有的从事交通工作，有的做黄包车车夫，有的做情报和对敌工作。在国民党军统中，有一个秘密小组，内有两个党员、一个已脱党的群众等。此外，还有几个非党关系，分别为伪军的营长、连长和伪军事机关的高级参谋及留穗的东莞武术界头面人物。3.珠纵系统。领导人是郭静之，党员人数在10人左右。他们在广州建立了一些很重要的交通站、联络站，如云台里交通接待站、米市路广安柴店联络站等。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配合珠纵部队活动。4.北江特委系统。领导人是何君侠。北江特委派党员到广州活动的时间比较早，人数也比较多，前后总人数在30人以上。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北江游击队服务，在广州建立了好几个据点，曾经在二沙头的颐养院办过几期训练班，进行抗日宣传教育，输送了一批进步青年到游击区参加斗争。他们的领导人原来是王磊，后来王磊调走，由何君侠接任。

　　陈翔南分别同上述四条线的领导同志接上组织关系，将四条线的党员基本上统一起来。作为领导人，陈翔南通过单线联系的方式，主要直接联系五个“线头”：余美庆、麦任、曾珍、何君侠和郭静之，这五位同志所联系的关系则照旧不变。广州地下党组织统一后，把进一步巩固党的组织作为重要任务，慎重、严格地发展新党员和大力发展“游击之友”。对党员进行形势教育、纪律教育，特别是秘密工作的纪律教育、革命气节教育和关于群众工作、斗争策略的教育等。随着形势的发展，日本败局已定，为里应外合消灭敌人，广州地下党着重开展了情报工作、策反敌伪军工作、宣传抗日等，积极做好迎接抗战胜利的准备。

　　散发抗日传单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1945年4—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当时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德国无条件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已岌岌可危，但处在日寇统治下的广州人民，由于受到反动宣传，对抗日战争形势不够了解，对国民党的“正统观念”还未消除，对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的抗日作用还不清楚。在七大精神鼓舞下，从当时广州形势发展的需要出发，广州地下党决定在广州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攻势，以东纵和珠纵的名义，起草一份《告广州同胞书》，在全市范围内大规模散发。目的是要打破敌人的新闻封锁，用反法西斯斗争即将胜利的消息号召人民起来斗争，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同时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已经成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真相告诉全市人民，宣传东纵和珠纵英勇抗敌的战绩，以扩大东纵和珠纵的政治影响。

　　传单由陈翔南根据七大精神执笔起草，写好后，又同麦任、余美庆共同斟酌才最后定下来。传单内包含两篇文章，分别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告广州同胞书》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告广州同胞书》，每篇1000余字。为了打好这场宣传战，陈翔南同麦任、余美庆进行详细研究，对具体方案进行周密安排，提出“广泛、安全”四字行动方针，一方面要广泛散发、造成较大影响，另一方面要保证所有执行这项任务的人员安全。他们先将传单复写了几份，然后分别交给各个秘密印刷点印刷（当时几乎每条线都有一个以上的油印点）。传单为八开纸，分两边，每边一篇文章，分别由东纵、珠纵署名，印成红蓝两色，总共印了4000份左右。然后，按照单线联系的组织形式，动员了几乎全市的地下党员和“游击之友”投入这一行动。为了保密，行动组按原来的组织关系组建，以两人或者三人为一个行动组，包干负责一个地段。行动之前，各组先到自己负责的地段仔细观察，熟悉地形，摸清日伪巡逻路线，考虑可能出现的不利情形及准备采取的对策等。

　　全市统一散发传单的时间，选择在初夏的一个晚上，从敌人进行灯火管制时（9点钟左右）开始，至10点钟结束。因为如果时间太早，路上还有行人，容易被发现；如果时间太迟，晚于敌人戒严时间的话，行动组的成员们将无法回家。行动开始后，每个小组在自己负责的地段内，机智、沉着、勇敢地把传单塞进家家户户的门缝或信箱里，或者张贴在公共场所（如市场、公厕）显眼处。有的还把一叠传单放在茶楼最高层的临街栏杆上，让其自行飘落。行动的地段有永汉路、惠爱路、太平路、东华路、西华路、长堤、黄沙、十三行路、海珠路、泰康路、惠福路、光复路、上下九路、宝华路和西关，以及河南地区等，包括了广州市所有主要马路干线和一些横街小巷，范围很广，规模很大。第二天清晨，人们发现了传单，争相传阅，迅速在全市各个角落流传。有的说“小鬼队进城贴传单啦”，有的说“手枪队昨晚进了城啦”，全市为之震动。敌人异常紧张，出动马队、摩托车队，到处撕毁传单，一连数日加强岗哨，到处进行搜查。之后的那段时间，汉奸走狗大多数诚惶诚恐，广大市民则拍手叫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国民党接收广州后实行反动统治，中共组织仍处于地下状态，潜伏羊城的共产党员们为谋求广州的解放又开始了新的斗争。

　　参考文献

　　1.中共广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沦陷时期广州人民的抗日斗争》，1985年。

　　2.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编：《广州沦陷区的日日夜夜》，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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