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和孟

　　单位：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

　　内容摘要：她是年轻美丽的富家小姐，父亲曾是国民党高官，后弃政从商，富甲一方，谁也想不到她的另一个身份竟然是中共情报人员。她利用自家背景，建立起了广州解放前夕的穗港地下交通线，一次次冒死在广州和香港之间传递情报，为广州解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她的名字是方郭良。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后，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已被基本消灭，蒋介石宣布“引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胜利已势不可挡。

　　1949年4月，国民党当局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22日，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从1000余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先后解放南京、上海、武汉等地。国民党政权首脑机关南迁广州，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何应钦等军政要员均逃至广州。广州成为了国民党政府的战时“首都”，也成为了国共双方统揽全局的关键点。

　　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后，一方面调集兵力负隅顽抗，另一方面制订了对广州进行大破坏的计划，提出“总撤退、总罢工、总破坏”的口号。为了使人民的财富在灭亡和新生的大变革中减少损失，为了使广州解放后的接管工作顺利进行，广州地下党决定加强对国民党在广州的党、政、军、财、经、文等部门以及工厂、企业的人事、设备、物资、资金等情况的搜集，整理成接管情报或编造成接管底册。同时，急需设立1—3条到香港的交通线，迅速地把这些情报安全地送到当时设在香港的华南分局城委。时任中山大学地下党负责人胡泽群，在历经近两年对当时在中山大学读书的地下学联成员——方郭良的观察和培养后，将这一重任交给了她。

　　方郭良，出生在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其父方人矩，在抗日战争期间曾跟随薛岳，先后担任过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驻广州后方办事处主任、湖南省贸易局局长、湖南省民生物品购销处处长等职务。抗战胜利后，他弃政从商，时任广州航运公会理事长，经营的联兴船务行有船只航行于穗港之间，在穗港两地还有进出口公司、钱庄等生意和房产，与当时统治广州的国民党主要军政大员交情颇深。并且时任国民党广东省主席的薛岳又是方郭良的堂姐夫。方家兄弟姐妹10人，其二哥方迪槐在连县广东文理学院附中念高中时，结识了一些共产党员，读了一些进步的书籍。回家后，他常常同方郭良分析社会现实，讲述革命道理。因为自家二哥的关系，年幼的方郭良了解到当时的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只有彻底变革这个社会，贫富不均、男女不平等等社会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还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就是领导人民起来变革这个社会，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里没有人压迫人的现象，并且男女平等。从那时起，“向往革命，敬仰共产党”的种子就开始在方郭良心里生根发芽。1947年初，方郭良在中山大学先修班学习，而其在中山大学物理系读书的二哥马上要出国了，她顿时感到失去了领路人。在二哥远行的前夕，方郭良要求二哥帮助她离开家庭，到解放区去。二哥说：“你别急，过些日子会有人找你。”二哥走后不久，３月的一天，方郭良收到一封信，要她将自家二哥留在家中的一本《资本论》送到广中路７号楼２楼。她即刻按信中所说的地址把书送去了，也因此见到了写信人——时任中山大学地下党负责人胡泽群。

　　虽是初次见面，但是方郭良凭直觉认定胡泽群一定是共产党员。因此，年仅18岁的她便迫不及待地提出自己一直以来的诉求：“我要参加共产党，我要去解放区！”胡泽群微笑着拿出一份手写的《爱国民主协会章程》和一份《秘密工作条例》给她看，并说道：“先参加这个协会，好吗？”当方郭良看到章程上写着“协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秘密组织”的字句时，立即表示愿意参加。胡泽群又说：“你还是留在广州好，暂时不要去解放区。”正是这次送书，让方郭良找到了党的地下组织。

　　1947年秋，方郭良考入中山大学农学院后，除了胡泽群继续联系她之外，胡的爱人梁耀端（中大地下党的女学生工作的负责人之一）也与她取得了联系，以便开展工作，使她接受党的教育，坚定政治立场。

　　1949年３月，方郭良正式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5月的一天，胡泽群找方郭良谈话：“我解放大军已经南下，国民党反动派的末日就要到来，广州快天亮了。为了使大军进入广州后能立即有计划地进行接管，我们已经在积极搜集和整理有关接管情报。现在需要有专人把这些情报带去香港。这项任务组织上想交给你，怎么样？”并告诉她，这是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若因交通问题送晚了，情报就无法带出去。接着他又说：“你暂时从中大撤出去，与熟悉的同学尽量少来往。可以利用你父亲的关系，开辟一条能把情报带去香港的安全稳妥的路线。办得到吗？”方郭良兴奋地回答道：“行，我接受任务！”从这时起，她就把胡泽群、侯瑞珍1等人交付给她的有关接管广州市的情报，想方设法带去香港交给华南分局城委。

　　为了完成广州地下党组织交付的重任，将党的秘密以最快捷、最安全的方式传递出去，如何搭建起一条稳妥的穗港地下交通线成了摆在方郭良面前的首要难题。她在胡泽群的指示下，想到了利用父亲方人矩的关系。自抗日战争后期开始，在方郭良二哥的开导下，她父亲的态度已开始有了变化，特别是南京解放后，其父看到国民党的垮台已成定局，认识到“脚踏两条船比死踏一条将要沉没的破船强”。那时经常有一些中大同学（有的是地下党员，有的是地下学联成员）需要撤离中大转移到香港或解放区去。他们在转移过程中有的人曾到方家暂住。其父对此类事情从不干预，也不追问，显然已是“心照不宣”了。

　　初次执行任务前，方郭良想乘坐父亲经营的穗港间的客船来携带秘密情报。因为她以方人矩女儿的身份乘坐父亲的船只出行往来，不易引人注意。万一遇上反动军警上船搜查，她还可以乘机躲到船上账房里或其他不引人注意的地方，避开搜查。总之，回旋余地很大。于是方郭良便向胡泽群谈了自己的想法。胡泽群听后表示同意，并对她的行动做了审慎、周密的指导。胡泽群叮嘱她：“第一次先探探路，不带任何情报。乘船到香港后，尽量不上街，也别和当时逗留在香港的中大同学来往，在家里等候，组织会派人与你联系，一旦接到通知就立即返回广州。”在乘船探路时，方郭良有意识地主动去接近船上的账房先生和伙计，以便与他们建立友好的关系，为她今后的行动提供方便；同时，方郭良还注意仔细观察船上的设施和陈设，以便一旦遇上反动军警搜查时，可以把情报藏在适当的地方。经过初次实地探查，方郭良心里有了数，顺利地搭建起了广州地下党组织的穗港水上交通线，多次完成了党组织交给她的传递信息的重任。

　　后来，方郭良又留意到其父因商务关系，常隔一两周就往来于穗港之间。他嫌乘船费时长，总是乘飞机。当时乘坐飞机的大多是国民党的达官显贵，故反动军警对搭乘飞机的乘客特别客气，一般不检查，更不敢搜身。方郭良便将这一新情况向广州地下党组织作了汇报。上级研究后认为利用这一渠道带情报更安全，便委派方郭良开辟往来穗港的空中交通线。于是方郭良便向父亲提出，有时需要随同父亲一道乘飞机去香港。父亲既不问她为什么，也不表示反对。这样，党的穗港空中交通线就顺利地建立起来了。

　　为了稳妥，方郭良随父亲乘飞机去香港时，不断变换她的打扮和携带情报的方式。有时，完全是个女学生打扮，穿一身素色旗袍，两条辫子垂到腰间，手里提着当时女学生带的小藤书夹，书夹内装上她的课堂笔记本，把情报夹在笔记本内，像个去香港度暑假的学生。有时，她穿得很讲究，打扮成一个娇贵的千金小姐，把两条长辫子绕成一个“Ｕ”字形，在辫子的两端各系上一条蝴蝶形的彩色丝带，把情报放在一个漂亮的长方形小铁盒内，再盖满色彩缤纷的绸缎丝带，把铁盒放在装着华丽衣服的小箱内。有的情报纸张很薄，她就把它们分散藏在鞋垫里。

　　随着广州解放的日子日益临近，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疯狂了，有时对乘飞机的旅客也进行检查。有一次，当方郭良跟在父亲后面，正要从候机室步入停机坪时，站在候机室门口的一名稽查警突然把她叫住了：“小姐，请打开箱子看看。”她心里一怔，却泰然自若，大大方方地把箱子打开，让警察检查。当稽查警看到方郭良箱子里那个漂亮的小铁盒时，竟要她打开看看。方郭良镇定自若地打开了，并佯装不悦地说：“这是我扎辫尾用的丝带。”警察点点头，没动手去翻那个装着情报的小铁盒子，就让她过去了。原来，警察只是随机抽查，并不是已经发现了线索，这也让方郭良松了一口气。当时方郭良之所以能够如此镇定、毫不畏惧，正是因为胡泽群自第一次与她见面起就一直对她进行革命气节等方面的教育，使方郭良有了为党的事业不惜做出任何牺牲的思想准备。

　　后来，她又想出一个更巧妙的护送情报的方法。当时其父方人矩常收到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一些要人给他的信函，这些信封上面都印有“广东省政府缄”几个大字。方人矩拆看后常常随手把这些大信封扔进家中的废纸篓里。方郭良就把这些信封收集起来，把要带的材料装进信封内。待汽车从家里开出，驶往去机场的路时，她便对父亲说：“我帮你提公文包。”然后她找机会把那些装有情报的信封夹进父亲装有其他公文、信件的公文包中。进候机室时，她把公文包交还给父亲自己提。到达香港，下了飞机，她再替父亲提着公文包。待回到香港的家中后，她便把那些装有情报的大信封取出，按照组织的安排，交给当时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的潘明丽，再由她转交华南分局城委。

　　方郭良最后一次带情报去香港，广州已临近解放。国民党反动派在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的形势下，加紧了对人民的镇压和搜捕进步人士，那时的广州常常通宵戒严和搜查。胡泽群把最后一份关于广州解放的情报交给她时，严肃地对她说：“天快亮了，敌人狗急跳墙，局势很紧张，你要加倍警惕，别以为利用你父亲的关系做掩护就万事大吉，麻痹大意。谢瀛洲（国民党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的妹妹出了事，你这次去香港后就暂留在那里，别回来。”同时，他严肃地告诉方郭良：“你今年３月提出的入党申请已被批准，入党时间就从３月份算起，现在已来不及、局势也不允许举行入党宣誓仪式了，以后再补吧。”方郭良听后兴奋极了，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更重了。她激动地对胡泽群同志说：“万一我出了事，我决不叛党，请您放心！”

　　方郭良胜利地完成了携带最后一批材料去香港的任务后，就按胡泽群同志的指示，暂留在香港，很快又接受了党交给的另一项新任务。直到广州解放后，她才乘坐港穗第一班直通火车回到广州。

　　参考资料

　　1.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编:《广州红色史迹》，岭南美术出版社2020年版。

　　2.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编:《广州红色史迹寻踪》，广州出版社2005年版。

　　3.陈金葵：《解放战争时期的广东党组织》，载《红广角》，2001年第6期。

　　4.卢权：《广东革命史辞典》，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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