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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眼皮底下的秘密交通站

发布时间:2021-06-18 来源:广州市国家保密局 浏览量:- 【字体: 视力保护色:

  作者:张任明

  单位:广州市东江纵队研究会

  1942年6月,在日军重兵把守的广州惠爱东路(今中山四路),一位年约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敲响了谈家巷2号之一的门。房主钟国祥打开门,用警惕的目光打量着眼前这位陌生人。陌生人张口就说:“表姐叫我来找你。”钟国祥一听,脸上顿时绽开了笑容:“我已经接到表姐的信了。”一番言来语去,两人对上了联络暗号。陌生人自我介绍说:“钟国祥同志,我叫杨和,以后你叫我‘阿和’就好了。”影视作品中常见的画面,就真实地发生在抗战时期的广州惠爱东路谈家巷2号之一。

  回到沦陷的广州城

  钟国祥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广州人。1938年广州沦陷时,他去往位于粤北连县的省文理学院读书。1942年6月初,他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而被学校开除。此时又适逢南委及粤北省委遭受破坏,党中央决定国统区的党组织一律停止活动。于是,粤北省委青年部副部长张江明便根据钟国祥的家庭条件,安排他离开粤北到沦陷区广州开展敌后工作。

  从粤北到广州一路辗转,从来没有在沦陷区工作过的钟国祥一直忐忑不安:怎样才能通过敌人封锁线安全回到广州?回到广州后要怎样隐蔽自己?在日军鼻子尖下又怎样开展工作?直到所坐的客轮靠上了广州码头,那一连串的问题还在他脑海里萦绕着,心中难以平静。

  钟国祥走出西堤码头,步入市区,眼前的一切让他悲愤无比。此时的广州已沦入敌手四年,昔日的华南重镇在日寇铁蹄蹂躏下,已成为一座死城。曾经生

意兴隆的西堤大新公司(今南方大厦),沦陷时被付之一炬,成了残垣断壁、杂草丛生的废墟;往日车水马龙、游人如织的街头,随处可见饿殍与弃婴。

  正当钟国祥为此悲愤不已时,前面传来凶狠的喝斥声,抬头一看,原来是日军的哨卡。钟国祥强忍着心中的屈辱,跟着前头的人做着一系列的“规定动作”:首先要向鬼子立正,90度的鞠躬,然后出示“良民证”;证件验过后,还得高举双手,任鬼子搜遍全身。稍有怠慢,挨上鬼子的拳脚还是轻的,要是鬼子一枪托砸过来,骨折都是有可能的;妇女路经哨岗时,所受的凌辱更甚,旁人也只能敢怒不敢言。

  眼前所见的一切,让第一次进入沦陷区的钟国祥心中愤懑难抑。此刻,钟国祥一路上的忐忑顿时化作了刻骨的仇恨:一定要在敌人的后方扎下根来,狠狠地打他个日本仔!

  交通站就在鬼子的包围圈里

  好不容易通过林立的日军岗哨,钟国祥回到了位于谈家巷2号之一的家中。这房子与中山四路342号都是他父亲钟德祺的家业。1924年,钟父从加拿大回到广州,用毕生积蓄建了这两幢房子,打算日后在此安度晚年,但没想到自己的晚年就在国破城毁中度过。

  回到家中,钟国祥发现自己的家正处在日本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巷口东侧的开明书店(今东方眼镜店),日本人用来开了间“虎屋”果子店;隔了3间铺子的永汉公园(今南越王博物馆)被日军改为“护国神社”,神社正门还设有日本宪兵派出所;西侧的李占记钟表店,则为日本富士洋行占用;顺着骑楼向西走,拐个弯是商务印书馆(今新华书店集团科技书店),但此时已成了日本的三井洋行;再往前走就到了昔日的广东省财政厅,不过已变作令人谈虎色变的日军特务机关了。

  在这个敌人的心脏地带如何开展抗日工作?钟国祥焦急地等着党组织派人来联系。终于在6月底,他等来了东江纵队驻广州的代表杨和。

  在敌人的心脏地带能见到党的领导同志,钟国祥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多激动了。他们紧紧地握着手,杨和告诉他:“来广州后,情况跟后方不同了,这里是沦陷区,周围都是日本鬼子,行动要特别小心。”

  杨和顿了一下,显然,来谈家巷的路上,他也细心观察过周边的环境。接着,他凝重地叮嘱钟国祥:“在敌人后方工作,一定要贯彻执行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目前首先要站得住脚,了解周围情况。你有家在广州,条件很好,要好好利用。今后我们的工作,主要是搞敌伪军情报和建立交通联络站。以后你与我单线联系。我有事就来找你。”

  不久,杨和也搬到钟家住下来了。年长钟国祥几岁的杨和抗战爆发前在中大附中读书,受大哥杨康华(后任东江纵队政治部主任)影响,1937年3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位既熟悉广州情况,又有着丰富敌后工作经验的老党员的指导下,二十出头的钟国祥很快就变换角色,从台前莽撞冲动的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变身为稳重机灵的敌后地下工作者了。

  编内编外都是交通员

  钟国祥的父亲在国外旅居时,受够了外国人的欺凌歧视,因此十分支持我党的抗日主张,对儿子的抗日工作也鼎力支持。当杨和作为东江纵队驻广州的代表来到后,钟老先生就把4楼给他使用,一家人就住到3楼。有时一些我方的过往人员也临时住在1楼或2楼,但绝不会上到3楼以上。

  于是,钟家的4楼就成了交通站的独立工作空间。这里有2个房间,南面有露台,北面有阳台。不仅方便杨和在这里工作,而且还可接待临时来广州的领导同志。同时,4楼居高临下,便于观察周边,南面可见巷口的情况,北面则可看“护国神社”及宪兵派出所的动静,非常有利于保密和安全。

  就这样,东江纵队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建立起了地下交通情报站,任务就是搜集敌伪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情报,同时还负责接待一些来往于广州的地下党的重要领导人。

  1944年初,中共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以粤北商人的身份为掩护,到广州与省临委负责城市工作的梁广委员联系,研究粤北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的相关工作,就住在钟国祥家里。

  担负如此重任,钟家的保密工作无疑就提到头等要务了。虽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但在周围都有日本人耳目的情况下,自觉给东江纵队当起了编外工作人员的钟家人都极其谨慎小心。

  清晨,先是钟国祥的母亲出门,她胳膊上挎着篮子,一副到菜场买菜的模样,街头巷尾转了一遍,篮子里也装上菜了;然后,拄着手杖的钟老先生就带着黄松坚,“悠闲”地到惠爱路云来阁茶楼饮早茶了;没多久,也是一副商人打扮的梁广来了……于是,在“一盅两件”的叹茶当中,情报交换、研究工作在悄然进行着。

  除了外出联系接头,地下党及东江纵队的领导同志如张江明、钟达明、何君侠、余美庆等都经常出入这个交通站。为保证安全,他们在进入谈家巷前,都会装作不经意地瞅瞅钟家3楼阳台,如果那里如常晾晒着衣服,他们就会拐进巷子,否则便作路人状径直走过。

  钟家老小为交通站可以说是倾其所有了。钟家不仅负责掩护来此中转的同志,还负担起他们的生活费和交通费。幸好,“水客”(旧指贩运货物的行商)不仅是钟国祥的掩护职业,同时也成了他筹集地下交通资金的渠道。以当时负责敌后城市工作的领导梁广的话来说,这叫“党员养党”,即党的活动经费和党员自己的生活,都完全依靠党员自己想办法互相支持帮助解决。另外,钟国祥的父亲当时是新亚酒店的股东之一,也以卖股的方式拿出资金支持儿子。

  穿行于危机四伏地带

  在沦陷区做交通工作,不能仅是在家中坐等人来,还要开辟从国统区到沦陷区再到游击区的安全交通路线,并护送我方人员安全通过。当时的广东,国统区、沦陷区,还有土匪恶霸占据的地盘犬牙交错,我方抗日人员及物资要安然通过,其中的保密工作真是难上加难。钟国祥运用了父亲朋友的关系,以故衣生意为掩护,亲身行走试水,分别开辟了从粤北到东江游击区的北江线和西江线。

  1943年夏秋,钟国祥抵达粤北的坪石后,接受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护送曾任粤北省委青年部副部长的张江明从连县到东江游击区去。钟国祥经过一番考量,决定动用西江线完成这一任务。此线经阳山、英德、清远、四会、高要到鹤山沙坪,再坐船到南海九江直至广州。这段行程,连县到高要是国民党的统治区,高要至沙坪一带则是当地“大天二”(旧时对欺霸一方的恶霸的称谓)的地盘,沙坪一带到九江以及九江以后就要通过日军的封锁线了。

  如此复杂的线路,如何保证所护送的人员身份不会暴露,安全得到保证呢?学生出身的钟国祥经受了敌后斗争一年的历练,已经练就了一整套游刃有余的本事。早在鹤山沙坪圩的故衣商人那里取货时,他就借口怕沿途堂口(旧时指帮会)勒索而血本无归,请求该故衣商人介绍认识当地的“大天二”何老二,以便沿途得到“保护”。这个何老二曾豪气地拍着胸脯说过:“世侄,你放心啦,沙坪到九江有事来找我就得了。”如此,这条水路联运的交通线在国统区与沦陷区之间便有了一条相对安全的接口。

  这天,一身商人行头的两人到沙坪后,何老二果然没有食言,派了一条小艇送他们经沙坪的一条小河涌,到涌口等候通过封锁线。原来,“大天二”他们在江边的山岗上设有瞭望哨,监视着日军巡逻艇的动静。

  见到日军巡逻艇没有出航,白天他们就在瞭望哨的棚顶上晾着一件黑色上衣,晚上则挂上两盏灯;而在涌口的哨位看到这一安全讯号,就通知小艇可以行驶了。不过这也并非十分保险的。这次他们两人是晚上通过封锁线的,途中遇上日寇舰艇的探照灯扫视江面,他们赶紧伏在艇上,停止划动,让小艇随水流慢慢地漂到对岸,所幸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第二天上午,他们进入九江圩坐船去广州,九江圩口设有日军哨卡,检查出入九江的行人。事先,钟国祥与张江明约好:“我先过,如无意外,你再跟着过。”经过哨卡时,钟国祥很快就通过了,但回头一看,却不见张江明跟上。钟国祥十分着急,不顾危险马上走回去看,原来张江明正被日本兵盘查着呢。钟国祥立刻跑到哨卡,用日语跟日军说:“我们是商人,到九江做生意的。”又出示了他在广州通行用的假证件。身处异乡的日军好不容易听到乡音,蛮高兴地叽叽咕咕地说了几句,便一挥手放他们走了。

  出了一身冷汗的钟国祥,不由得庆幸当初学日语的决定。早在1942年决定建立东纵广州交通站时,由于工作上的需要,钟国祥就以“萧之添”的化名,进入了日本人办的广州日语学校学日语。当初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情报,没想到今天在护送人员通过日军封锁线时倒是派上了大用场。

  正是由于钟国祥及其家人的这份忠诚、细心、审慎,设在敌人心脏地带的谈家巷东纵交通站一直安全运转。尤其是1944年秋后,日军发动了所谓的“一号战役”,临时省会韶关被攻陷在即,大批的党员和青年进步学生要从粤北奔赴东江游击区,由钟国祥经手安顿转送的就有30多人,都从未发生过事故。而且,钟国祥还通过在伪军的关系,获得了日伪军进攻珠江纵队第二支队禺南根据地的行动计划和地图,并及时送出,让我抗日游击队避免了损失。

  这个截获了日军重要情报和转送过大批地下工作者及进步学生的情报交通站,就这样在秘密状态下运行到抗战胜利;而驻扎在四五百米之外的广州日军特务机关,对此却一无所知。由此可见,当时东江纵队和广州地下工作者的保密工作十分出色,以及钟国祥这一家“编内编外”地下工作者对我党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


  参考文献

  1.中共广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沦陷时期广州地下工作片断》,见《沦陷时期广州人民的抗日斗争》(党史资料选编),1985年8月。

  2.中共广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沦陷时期在广州开辟交通线的情况》,见《沦陷时期广州人民的抗日斗争》(党史资料选编),1985年8月。

  3.中共广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东江纵队驻广州地下交通站的回忆》,见《沦陷时期广州人民的抗日斗争》(党史资料选编),1985年8月。

  4.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州市档案馆、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历史的烙痕——抗战时期广州老照片》,岭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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