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广州市番禺区国家档案馆退休干部

　　“木棉花开红艳艳，英雄事迹万万条。千万赞歌选一曲，歌唱烈士卫国尧。”这是一首在海珠沥滘地区广为流传的诗歌，歌颂的就是故事主人公——卫国尧。

　　卫国尧1913年出生在广州海珠区沥滘乡（今沥滘村）的一个大地主家庭，家境殷实。他自小聪颖过人，高中毕业之后，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法政大学政治经济系。3年留学期间，受到校长岗山万之助的帮助，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并在参加郭沫若举办的学术讲座中接受革命思想的熏陶，从一个纯朴的热血青年转变为初步具有马列主义世界观的人。

　　1937年7月，卫国尧从上海回到广州，应征前往南京（后转移到庐山、武汉）参加战时训练。1938年4月集训结束后，他被分配到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二厅任少校参谋。就在这个时候，他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取得联系，并于同年5月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沥滘乡位于广州海珠岛南面，水陆交通方便，位置十分重要。1938年广州沦陷后，日军在沥滘乡驻有一个中队，扶植沥滘乡地主恶霸卫金允等“十老虎”汉奸走狗搜集情报。“十老虎”是同父异母的一伙地痞流氓，在本乡私吞祖产，霸占民田，绑票勒索，无恶不作。广州沦陷后，他们又投靠日军，其中卫金允还当上汪伪沥滘联防队队长，在广州南郊一带及大谷围等乡村“扫荡”抗日武装，洗劫人民群众，百姓对这群地痞恶霸无不恨之入骨。1942年秋，珠江三角洲人民抗日武装打退了日伪发动的进攻。年底，中共南（海）番（禺）中（山）顺（德）中心县委决定派卫国尧、卢德耀等同志到沥滘乡建立工作组，作为向广州进军的前哨。

　　为了迷惑日伪敌人，卫国尧编造了回乡的理由，说在国民党大后方，没有后台很难进取，只好暂时回乡，待时局安定，再图复出。利用人尽皆知的地主少爷、留日学生这些公开身份和社会关系进行活动。接着他又派人把卢德耀接来，让卢德耀化名陈永昌，以卫国尧同学的身份活动，从大后方一起回来，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卫国尧首先想办法站稳脚跟。“十老虎”是沥滘最大的地方势力，他为了掌握“十老虎”的动态，主动与他们一起打牌、饮茶，接近这伙人。他又与工作组研究，用部分经费，恢复了已停业的“怡和”米机，安排一个党员在米机当会计；再复办了民智小学，亲自担任校长，安排两个党员当教员；还办了一间小文具店，安排卢德耀为负责人。这样建立起了沥滘秘密党支部和情报站，同时又印证了他回来时所说的话：摆脱军政事务，专心经营工商业，赚几个钱以振兴家业。

　　“十老虎”都是地痞流氓出身，没有什么文化，他们看不出卫国尧的真实目的，表面上还算放心，但又怕这个留学生抢去他们的地盘。看到卫国尧这些所作所为，口头上表示支持，但心中仍有疑虑，于是对卫国尧多次试探，企图利用卫国尧为他们服务。一次，日寇的一个队长路过沥滘，问当地有什么异常，“十老虎”讲了卫国尧的情况，日寇队长便上门亲自打探。对此，卫国尧早有准备，对答如流，没有露出半点破绽，还有意无意通过挂在墙上那幅自己穿着和服的集体照片，与日寇队长聊起自己在日本的留学生涯。说起来，卫国尧与他还是同校校友，日寇队长显得十分“亲热”，要给卫国尧介绍工作。卫国尧以侍奉母亲、不想介入军政为由婉言谢绝。日寇队长这次“家访”为卫国尧增加了一张“护身符”：卫国尧是日寇队长的同学，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十老虎”更是对卫国尧奉承拉拢，企图通过他与日寇队长拉近关系。卫国尧也将计就计，与他们装着关系“密切”，麻痹他们，暗中让卢德耀等同志进行活动。还巧妙地利用实力派、曾任过乡长的卫轮秋与“十老虎”之间的矛盾，暗中支持卫轮秋与“十老虎”进行斗争，使敌人更加孤立。

　　卫国尧在沥滘站稳脚跟后，便在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在青年中秘密组织起“兄弟会”“学习会”“同心会”。1943年9月，发展了卫民第一个入党，接着又发展了小学教师李郁平、贫农吴甜入党，动员一批青年参加部队。

　　工作组在沥滘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各项工作都有了基础，对“十老虎”也有了深刻认识。他们死心塌地当汉奸，已经不可救药，无法争取，必须将“十老虎”这股恶势力打下去，沥滘乡的基础才能巩固下来，向广州发展。如何消灭“十老虎”呢？工作组通过长期观察，了解到“十老虎”的行动规律：“十老虎”经常在赌场赌博，在烟馆吸鸦片，但不集中不能一网打尽；其次是“十老虎”常坐汽船往广州，可以半路伏击他们，但若人数不齐，打草惊蛇，更为不妙；每逢乡里人家办喜事有宴请，他们兄弟都差不多到齐，且多是身穿长衫，虽带武器亦难于迅速运用，在这种场合下，工作组与部队可以里应外合，消灭“十老虎”。但是又必须事前把部队隐蔽于沥滘，这个难以实现，且一旦暴露，沥滘驻扎的日军中队、伪联防中队将蜂拥而至，必然会有一场激战，而且会暴露工作组，对在广州郊区坚持长期斗争极为不利。

　　一天，卫国尧与卢德耀闲谈，卫国尧突然想起，说：“老卢，我今年清明节‘拜山’的时候，遇见大王允（卫金允）他们去大石那边上坟。我想利用清明‘拜山’之机，让他们离开沥滘，消灭他们。”卢德耀听后十分赞成，说：“调虎离山，妙啊！而且大石一带属于禺南部队活动范围，行动方便多了。”接着，卫国尧、卢德耀、卫民等一起研究，大家都认为利用清明打“虎”是一条妙计。1943年秋冬，卫国尧根据每年“十老虎”都在清明节去大石礼村扫祖坟的活动规律，详细制定了在第二年清明节利用拜山的时机“擒拿十虎”的方案，由留在沥滘乡的党支部具体执行并及时将计划向上级汇报。一个月后，交通员送来司令部一封信：“三叔同意你们的意见，决定清明节回来扫墓，望速做准备。”上级批准了工作组的作战方案。

　　工作组立即研究如何执行这次“灭虎”任务，并对任务计划实行严格的保密。他们经过两天仔细的调查，终于在火烧园找到“十老虎”母亲的坟墓，并把地形绘成地图秘密送到部队，使部队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同时经过多方打探，掌握了“十老虎”扫墓的具体时间。

　　离“十老虎”上坟的时间越来越近，工作组仍然密切地监视着敌人，及时掌握敌情变化，研究具体行动计划。对所有知道行动计划的人员，均提出了严肃的保密要求。由于保密工作部署得比较周密，行动计划一直秘密进行，“十老虎”及其爪牙没有丝毫察觉。

　　4月8日（农历三月十六日）早晨，大雾还未散尽，二支队的战士们就已经忙开了。他们把两挺机枪和一个掷弹筒放在“食箱”，又把一排排子弹藏在箩筐底，上层压着元宝、香烛、纸钱等，盖上葵衣，大家腰间插上手枪，迅速动身到火烧园去做好埋伏。

　　8点半左右，队伍已经到达火烧园。这时天色昏沉，不时落下阵阵雨丝。部队在“十老虎”母亲坟南面的山岗上，派一些战士选定几个没有人拜扫的荒坟，装模作样拜祭；一些人又扮作“山狗”，在附近山头巡视；另一手枪组分头到猛涌、礼村等路口，装作捉青蛙，以断敌后路；又派人到大石码头，监视“十老虎”行动，及时报信。

　　等到11点左右，“十老虎”等人在大石上了岸。一家男女老幼，还有一排伪联防队员、随从，沿着山路向火烧园走来。他们走到礼村后山时，“十老虎”中的老大卫金润、老二卫金汝和另一个亲戚，转到别的山坟去，其余人等不久便到了“十老虎”母亲坟前。

　　这时已近正午时分，雨停了，天气也热了起来。因为走了一段路，又爬了山，卫金允一行人热得直淌汗。男人们便脱去外衣，有些把外衣连手枪一起挂在路边树枝上，坐下来抽烟。随行保驾的伪联防队员在山坡上架好枪支，也一个个懒洋洋地躺在地上。

　　卫金允一行人拜过山坟，老八卫金结在腰间拔出他崭新的快掣驳壳，向坟前的乌榄树打了一梭子弹，接着卫金洪、卫金欣等也照样打了一轮枪。

　　借此机会，工作组发出进攻信号，战士们立即响起机枪，子弹在“八老虎”等人头上呼啸而过。这突然而来的爆炸声、机枪声，把“八老虎”及其家属、伪联防队员吓得乱作一团，女人、小孩大哭大叫。在附近“扫墓”和扮成“山狗”的手枪队员一齐冲到“八老虎”跟前，喝着：“缴枪！不准动！”那些家伙还想拔枪，战士们的枪口已经对准他们。八只“老虎”和他们的伪联防队，眼看反抗是徒劳的，只好垂头丧气地举起双手，当了俘虏。

　　当天下午，二支队把“十老虎”的家属和伪联防队员教育后释放了，只留下八只“老虎”进行审讯。鉴于“十老虎”作恶多端，民愤太大，部队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把八只“老虎”枪决了。这次行动取得圆满成功，得益于工作组的周密计划，更得益于保密工作部署得滴水不漏，事前没有走漏一点消息。

　　八只恶“虎”被擒的消息传开后，附近24乡的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二支队的声威大震，影响迅速扩大，大小汉奸人人自危。但“智擒八虎”也暴露了卫国尧的身份和行踪，日寇悬赏1000块大洋在全城展开了对他的通缉。

　　1944年7月初，卫国尧被任命为广游二支队新编第二大队的大队长，同政委郑少康、副大队长卢德耀一起，率领部队转战禺南一带，打击日寇敌伪。同年7月25日，二大队在离市桥20里的植地庄集结，准备袭击市桥的日寇据点，不料被潜伏在该庄的汉奸发觉，泄露了部队的行踪。日军调集了近500人，连夜包围植地庄。26日早晨，游击队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打死打伤敌军70余人。但由于敌众我寡，大队领导便决定率部突围。正患着疟疾、发着高烧的卫国尧在翻越塔沙岗突围时，不幸胸部中弹，壮烈牺牲。时年仅31岁。

　　这位“红色少爷”，放弃锦衣玉食的安逸生活，放弃功名利禄，隐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秘密发动群众，打击日寇敌伪，视死如归，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保守秘密进行革命斗争的勇气与斗志。1994年，为纪念卫国尧烈士，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党和政府在其生前战斗过的沥滘小学（初名“民智小学”）设立卫国尧烈士纪念馆，并改校名为“卫国尧纪念小学”。

　　参考资料

　　谢立全：《珠江怒潮》（革命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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