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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运领袖王福三

发布时间:2021-06-14 来源:广州市国家保密局 浏览量:- 【字体: 视力保护色:

  作者:欧政芳   陈燕娜

  单位:广州市花都区澳实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莘田小学


  心中有颗“革命”的种子

  王福三,1886年出生在马来西亚董里埠的一个华侨家庭,原籍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花东九湖乡米坳村。他乳名叫露福,因排行第三,亲戚朋友和邻里熟人都亲昵地称他为“福三”,于是“王福三”就成了他的大名。

  1895年,9岁的王福三从马来西亚回到家乡米坳村,跟随父亲王五有出国前在家乡所娶的妻子一起生活。弟妹尚年幼,家中仅靠母亲种植番薯芋头、饲养家禽、编制草鞋来维持一家人的衣食。而远在马来西亚的父亲,三年中只寄回5元钱。农家中没有男劳力,又没有收入,可想而知,年幼的王福三和母亲、弟妹们在家乡的生活有多贫困。

  随着弟弟妹妹渐渐长大,家中口粮日益紧缺,12岁的王福三只好终止在书塾读书,听从家人的安排,到天和墟保济堂中药店打工。由于粗通文字,工作又认真,仅仅几个月,年幼的王福三就从一名听人使唤的杂工,成为药店内熟记药名、熟知药物储存位置、熟悉配药和制药方法的药工。无奈的是,药工的收入微薄,不足以养家糊口。

  穷则思变,脑袋灵活的王福三决定放弃打工,自己当老板,改行为“走四墟”的小贩,贩些芋头、粉葛、姜等农产品。他将农产品挑到邻近的市场卖。微薄的利润暂时改善了家中的困境,但是,农产品易腐烂不便保存,王福三每天起早贪黑,“路远赤脚踱,重担压肩痛”,一天下来人累得要死,但却本小利薄,赚不了多少钱。没过多久,王福三结束了自己的小贩生涯,重操旧业,在熟人的推荐之下,到南海平地乐善堂中药店当药工。

  穷人孩子早当家,看着一家老小半饥不饱的生活,背井离乡打工的王福三十分焦心。他常常自责:家里这么穷,母亲弟妹吃不饱穿不暖,自己枉为男子汉!再加上时常目睹本乡土豪劣绅操纵“公尝”田产(祖上留下来没有分给个人的公共田地),鱼肉百姓,他十分气愤。为什么此等不公之事没有人主持公道?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眼看着家乡人民饱受战乱、饥荒、洪涝灾害之苦,年幼的王福三很痛苦,却又无能为力,于是他渐渐变得沉默寡言起来。这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不平等社会制度,令王福三十分反感。

  当时农民想要租种地主的田地,必须先交批头押金,每亩约15元至20元,甚至30元。在缴纳田租的时候,还要向地主缴纳田信鸡两三只不等。还有各种霸王条款:种中等之上的田,都要拿上头金,田租是收成一半以上;甚至要签订“铁租”,即使遇上旱涝灾害颗粒无收,也要按签订的数量交租,对欠租的农民要没收批头押金,如果扣除批头押金还不够,就到欠租户家中“赶猪赶牛”用来抵租。如果租种的是“公尝”田,掌控“公尝”的豪绅就会罚全房人不能分“太公猪肉”……种种不公平条款,引起农民的公愤,农民和地主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但缺乏领导的农民,敢怒不敢言,唯有逆来顺受。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旧制度”的革命浪潮震撼着青年王福三。为了庆祝革命爆发,他用买米的钱买了一串鞭炮来放。王福三十分上进,他经常跟一些人到广州听孙文演说,购买维新派的《时务报》,学习革命理念,他迫切希望改变社会现状。在南海药店当店员10年间,王福三每年都要回几次家乡探望亲人。由于思想进步、有见识,每次回家乡,乡亲有各种事情都喜欢向王福三请教。

  成为乡村斗争中的农民领袖

  1919年,已过而立之年的王福三有了担当和能力。他出谋划策,和乡亲们巧妙地从平山乡大地主刘寿朋手中夺回王氏宗族的山地。这一件惊动十里八乡的大好事,让王福三得到了乡亲们的信任和敬佩,并迅速在农民中树立起了威望。

  1920年,王福三和陈道周认识了农运领导人阮啸仙。当听到阮啸仙宣讲马克思主义时,王福三激动地说:“我以前是‘光眼盲’,到现在才算开眼看世界!”王福三的思想觉悟迅速提高。从此以后,王福三、陈道周与阮啸仙、周其鉴、刘尔崧、杨匏安等人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这一年冬天,王福三辞去了南海药店店员的工作,毅然回到家乡。他提出成立“九湖乡自治会”,并创办“九湖乡自卫农团”。把乡政权从土豪劣绅手里夺过来,将“公尝”收入全部用于农民福利事业之中。

  “九湖乡自治会”逢初一、十五开会评议公私大小事务纠纷,推行“公尝”田、地主田减租一半。

  那时的九湖乡,百姓的利益得到了保护,生活有了好的转变,男女老少都欢天喜地。王福三有胆略、有担当、有能力,赢得了九湖乡百姓的拥戴,成为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农民领袖。在花县农民运动兴起之际,中共广东支部先后派出党员干部阮啸仙、彭湃、黄学增、何友逖、苏南、韦启瑞、罗绮园、关元臧、韦健、陈汉元等同志来花县指导工作。

  1923年,王福三同志由阮啸仙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便于与上级党组织及志同道合的人联络,王福三征得上级同意,与王礼芬、王良人等合股在广州天元街开了一间汉利蛋铺,还在家乡天和圩开了一间同兴杂货店。王福三利用店内来来往往的顾客进行掩护,让党内更多的秘密联络得以顺利进行。共产党员阮啸仙、周其鉴、陈道周、黄学增等同志,是汉利蛋铺和同兴杂货店内的常客。他们常常在此相聚,为花县党支部的成立,以及花县农民运动的发展壮大出谋划策。

  1924年6月,中央农民部派出秘书彭湃同志和顾问弗兰克(德国人)前来花县指导工作,花县农民运动得到了新的发展。后来,一区的庆隆庄、黄麻饰、杨村、仙阁、陈庄,二区的曹家饰、龙田庄、岭屈、大东坊、大成庄、上古岭(即联安)、黄秀塘、黄竹湖、洛塘怖、朱坎湖,三区的火烧怖、广岭、莲塘、公益、石陂、横潭,四区的石岗头、罗洞等乡村,像雨后春笋般一个接一个出现了农会组织。为了适应运动的发展,全县能统一行动,陈道周、王福三等人着手在天和圩设立花县农民协会筹备处。

  1924年10月19日,花县农民协会在九湖显承堂(王氏大宗祠)正式宣告成立。在花县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公推王福三、江汉如、侯立池、黄毅雄、陈炳辉、刘伯强、欧阳端、陈道周等为执行委员,并推选王福三为副执行委员长(正执行委员长暂缺)并兼任第二区农民协会执行委员长。花县农民协会成立大会的照片,如今悬挂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农民运动兴起”大厅的入口。大会上通过了二五减租(即允许地主出租土地,但须将原租额减低百分之二十五),取消佃耕批头押金,取消田信鸡及送租苛例,取消一切不合理的摊派,一切权力属于农会,组织农民自卫军等决议,并制订《会员须知》作为会员行动纲领。成立农民自卫军后,王福三着手接管村内公有财产,增购枪支弹药,扩大农军,加强战斗力。从1923年秋开始到1924年10月,仅一年多时间,花县就组织了乡村农会几十个,参加农会的农户达13000多户,农民自卫军800多人。

  1924年10月,广东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武装——商团,在英帝国主义的策动和支持下,在广州发动军事政变。花县以江耀中、刘寿朋为首的劣绅成立“花县田主维持会”并组织了地主武装民团与农民协会作对,还以“花县田主维持会”的名义,召集番、花两县商团骨干,在平山均和书院召开秘密会议,密谋为配合商团行动,阻止北伐军从韶关撤回广州救援,即日派人在粤汉铁路新街站附近掘断路轨。

  王福三通过秘密渠道探悉这个阴谋后,立即让自己14岁的妹妹王旺兴送信,向当时在花县检查农运工作的彭湃同志汇报,由彭湃同志亲自向中央两广区委会及省政府汇报。同时,王福三还派出农军保卫新街站附近的铁路。王福三及时送出情报,致使商团的反革命计划全部破产,挽救了全省的危险局面,受到了当时在中央两广区委会工作的周恩来同志的表扬。当时苏联顾问鲍罗廷与彭湃同志等前来花县会见王福三,并对花县的农运工作作了进一步的指示。

  为农民利益而壮烈牺牲

  声望日益高涨的王福三,从此成了土豪劣绅的眼中钉,他们暗悬花红900元买凶谋杀他。王福三得知后一笑置之,慷慨道:“为革命而死有什么可怕?我已经深刻认识到为无产阶级奋斗的意义了。”

  1925年1月18日一早,王福三、黄学增、何友逖等3位中共党员带领少数农军战士前往凤岭捉拿农会内奸王锦照。他们在回来时经过庙岭坳,被地主王障东发现并通风报信,遭到“花县田主维持会”的民团500多名匪徒的伏击。当时,王福三领导的农军只有20多人。闻讯后,元田农会卢福九带领50余人,县农会总部王世根、王礼芬率领70多人前来增援。农军英勇奋战,不断朝敌人开火,击毙、击伤了部分民团匪徒。在王福三的带领下农军奋力突围。

  不幸的是,在突围中,王福三为了掩护上级共产党员黄学增、何友逖,左腿和腰部接连中弹。重伤后,他仍然不顾自身安危向追上来的敌人扔出了3颗手榴弹,奋力还击敌人。可就在这危急时刻,他的手枪突然被弹壳卡住了,从后面追上来的敌人乘机用石头砸碎了他的脑袋,王福三壮烈牺牲……对王福三恨到骨子的民团匪徒还割去了他的左耳,斩断了他的左手,残忍至极。而后,民团匪徒攻入元田村烧杀抢掠,搜捕黄学增、何友逖、陈道周等人,接着又扑向县农会。坚守在鱼笱庄的农军,得知王福三阵亡后,化悲痛为力量,最后击败了人数数倍于农军的民团。

  王福三牺牲后,中共广东区委、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派了彭湃、阮啸仙、韦启瑞等人赶来花县,和花县共产党支部、县农会、县农军负责人总结教训,慰问抚恤了烈士家属,协助农会对农军进行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使大家确立革命必胜的信心,并要求解散“花县田主维持会”和民团,捉拿、惩办杀害王福三的主谋和凶手,赔偿受害者。在全省各地的声援和舆论的谴责以及农军的逼迫下,花县民团被迫赔偿农会损失,给王福三遗孤抚恤费2000元及治丧费800元,并由县长徐式度亲自给农会挂回招牌。

  9月26日,在九湖乡召开了公葬王福三烈士的大会。由阮啸仙同志主祭,参加者有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宣传队、省农民协会人员,连同各乡农友共2000多人。会后,农军抬着烈士的棺材游行示威,绕各村庄圩场经40多里到达花县城,沿途散发传单及张贴标语。游行后,将烈士遗骨葬在花县城东垂帽岭(今文笔岭),墓碑上写着“为农民利益而牺牲者王福三烈士之墓”。事后,《花县惨案专号》出刊,向全国人民揭发敌人的破坏阴谋。为了武装农军,中央党部农民部长廖仲恺批准兵工厂售给花县农军步枪40余支,省府也赠予驳壳枪7支。在阮啸仙等人的指导支持下,花县的农友们更加团结,革命热情日益高涨。他们在花县党组织的领导下,踊跃参加农会、争当农军。到1926年参会人员数万户,农军数千,单是九湖、杨村、元田三乡的农军就有千余人。他们前赴后继,在王福三烈士未走完的道路上勇敢前进!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花县在党的建立和大革命时期,王福三同志和早期的中共党员,他们为新中国的诞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是花县历史长河中最闪亮的星星。

王福三烈士墓碑.jpg  

  王福三烈士墓碑


  参考资料

  1.政协花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花县文史》第6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花县农民运动资料专辑),1984年8月。

  2.中共花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花县地方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97年12月。

  3.广东省地方志编辑委员会编:《广东省志·军事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花县地方志办公室编纂:《花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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