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术球

　　单位：中共广州市花都区委宣传部

　　抗战时期，有一位隐姓埋名投身革命的共产党人李守纯，他作为广东党组织的政治交通员，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得力骨干。他乔装打扮，忘我工作，出生入死，历尽艰险，在秘密恢复和发展壮大省内党组织上立下了不朽功勋，做出了杰出贡献。

　　信仰坚定矢志不渝

　　“我们知道你掌握着共产党员的名册，你到底交不交代，不说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来，给我狠狠地打！”敌人凶神恶煞地冲着被五花大绑、吊在木架上的李守纯吼道。皮鞭如暴风骤雨般落在李守纯的身上，顿时皮开肉绽，鲜血直流。面对残暴的敌人，李守纯视死如归，咬紧牙关默不作声。

　　那是1944年，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遵照中央指示，决定全面恢复全省党组织活动，并明确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工作。广东省党组织政治特派员李守纯，奉命领导韶州（韶关）师范学校和韶关地区的地下党员及进步学生，以国民党“挺二”战时工作队的名义，到英德、翁源、佛冈一带农村秘密开展党组织恢复工作和抗日救亡活动，为迎接广东人民抗日武装东江纵队北上做准备。正当他满怀信心领导基层党组织抵御日军疯狂进攻之际，曲江（韶关）合作社系统有党员叛变，韶关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6月18日这天，天气晴朗，艳阳高照，李守纯在韶关市东河坝住处约见两位地下党员，向他们传达省临委关于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李守纯的爱人陈志良则在屋外担任警戒。突然，天气骤变，乌云密布，一阵雷雨随风而至，李守纯与地下党员谈话的内容竟被曲江（韶关）印刷工业合作社的叛徒吕有偷听后向敌人告密。第二天，李守纯和陈志良在住所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

　　李守纯，原名宋耀宏，1908年出生在广东花县狮岭黎村（今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中心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宋德良和母亲汤兴桂在家务农，勉强维持一家生计。宋耀宏14岁时，因同村恶霸扬言要将他“标参”（即扣作人质让家属赎身）或拐卖，使他在家乡无法安身，父亲便托人把他送到广州沙面某洋行当勤杂工。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广东工人农民运动高潮迭起，少年宋耀宏在人生道路的起步阶段，就有幸受到无产阶级先进思想的熏陶和影响1924年7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沙面罢工。1925年，他又积极投身省港大罢工，并于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他被调入中共广东区委机关任机要交通员，并负责油印及文件收发等工作。他组织观念强，严守党的秘密，工作认真细致，以优良的政治素质和勤恳的工作作风，给党组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7年，“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广东区委机关迁往香港，宋耀宏掩护机关转移后，仍留在广州继续开展革命活动。是年末，广州起义失败，他转移到香港，在中共广东省委秘书处工作。这时革命斗争已进入低潮，各地党组织不断遭到敌人破坏，形势十分险恶，但他依然坚持在逆境中积极为党工作。1929年初，他被党组织派往上海从事工会工作，不久就被国民党当局抓捕。因他保密工作做得好，敌人搜查不到证据只能将他释放。鉴于宋耀宏身份暴露，1932年初，组织上安排他返回香港，但适逢省委机关遭到破坏未能与组织取得联系。这是宋耀宏有生以来最痛苦的日子，但他没有丧失对党的信心，坚持秘密联系群众，广交朋友，进行革命宣传活动。

　　1933年，宋耀宏受党组织的派遣来到高明县第三小学，在爱国民主人士、校长陈汝棠的支持下，以老师身份做掩护进行党的活动。到校后，为便于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宋耀宏改名李守纯，一边教书育人，一边参加革命，团结和教育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并发动群众抵抗苛捐杂税，打击农村封建势力，发展社会进步力量。其间，李守纯致力于党组织的重建，在高明第三小学进步教职员工和青年骨干中培养吸收6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36年8月成立中共高明第三小学支部，担任党支部书记，使中断了近9年的中共高明地方组织得以恢复。这是中共南方组织恢复时期西江地区乃至广东最早恢复的一个地方党组织。

　　1936年6月，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向共产党人薛尚实下达任务：“在救亡运动中，吸收先进的、积极的、符合党员条件的分子入党，建立党的组织。”薛尚实首先与李守纯取得联系，恢复了党在广东西江一带的组织活动。同年9月，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在香港成立（简称“南临委”），标志着中断两年的中共广东省一级的领导机构已重新建立。作为“南临委”的联络员，李守纯工作更加积极主动，他全力以赴发展党员，不辞劳苦地为恢复和发展其他地区的党组织而四处奔走。在其指导下，广东及华南各地党的组织陆续建立，党的活动得以恢复。

　　1936年11月，李守纯受“南临委”委派前往广西，这时广西党组织与中央失去联系已近5年之久。他到达广西后，开始是装扮成商人，后又乔装为教师，首先与南宁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随后又联系上右江苏区和郁江地区的党组织。这时，已经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但仍坚持活动的中共郁江特委筹委会（1935年11月成立），为实现重建郁江地区党的领导机关，计划秘密召开郁江地区党员代表大会。到会指导的李守纯认为，郁江地区党员代表大会的代表和今后工作所及的地区都已超过郁江地区的范围，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需要，建议改为召开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成立中共广西省工作委员会。11月7日，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在贵县三里罗村（今贵港市覃塘区三里罗村）秘密召开，会议由中共郁江特委筹委会书记陈岸主持，选举产生了中共广西省工委，陈岸为书记兼组织部长。会上，李守纯做《目前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政治报告。会后，李守纯将情况电告“南临委”，“南临委”负责人薛尚实亲自前往南宁，恢复了中央与广西党组织的联系。经过这次大会，广西全省党组织重新实现了统一领导，进一步强化了广西各族人民抗日救国的核心领导力量。

　　危情时刻勇赴粤北

　　1937年10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张文彬任书记，下辖广东境内的党组织和广西省工委。1938年4月18日至22日，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指示，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撤销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选举产生中共广东省委员会（简称省委），张文彬任书记，薛尚实任组织部长。1938年夏，广东省委派李守纯到四会、广宁一带检查党组织恢复和发展情况。他对当地党组织发展缓慢的现象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指出这一带地区受过大革命深刻影响，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只要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党组织就会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在李守纯的领导下，半年之后，中共广宁县委成立，四会县也成立了党的临委。1939年1月，中共西江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下辖新兴、高明等12个地区的党组织，李守纯任书记。3月，高明县党员已经增加至80多名，在小洞地区（今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小洞村）文选楼召开的县党代会上，李守纯当选为县委第一任书记。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国民党广东省政府迁至粤北韶关。中共广东省委和八路军驻粤办事处也撤至于此。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随后又秘密颁布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员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推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企图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加以限制、打击和消灭。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尽管遭到中共广东各级组织和各界人民的谴责，但他们仍不改弦易辙，反而变本加厉迫害共产党人和人民抗日武装。

　　1940年4月26日，国民党罗定县党部奉李汉魂之命，强行封闭《三罗日报》，逮捕编委、共产党员谭朗昭等4人，并下令解散罗定“青抗会”，造成“罗定事件”。罗定情况告急，李守纯挺身而出，奉命秘密出任中共罗定县委书记。4月底，当国民党罗定当局疯狂抓捕共产党人、打击进步力量时，李守纯为保存革命实力，带领县委机关销毁秘密文件，奉命撤出罗定，他本人也调回省委任政治交通员。

　　1940年5月，李守纯在任省委政治交通员期间，经常奔走于西江、粤中、南路地区，及时向省委汇报各地斗争情况，并向全省各地下党组织秘密传达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在开展地下工作中，李守纯有时改扮成商人，将党的秘密文件掖夹在礼帽内；有时装扮成渔夫，将文件藏匿在鱼篓中；有时乔装成农民，将文件夹塞进烟袋内；有时化身成教师，将文件装订在教材里……就这样一次又一次成功地躲过了国民党宪兵的层层封锁和盘查，把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与命令传达到全省各地下党组织，有力地推动了基层党组织的恢复和对敌工作。同年7月，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省委决定将北江特委分为前北江特委和后北江特委。后北江特委负责国统区后方党组织领导工作，辖曲江、仁化等9个县，李守纯化名陈祥，先后担任该特委组织部长、书记。

　　1940年11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成立，下辖中共江西省委、中共广东省委、中共广西省工委、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中共湘南特委，方方任书记，张文彬任副书记。1942年5月，由于被捕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郭潜叛变投敌，中共广东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国民党特务先后逮捕了省委书记李大林、组织部长饶卫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等人。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南方局经请示中央同意后连续电示广东党组织：为避免受粤北省委事件牵连，防止事态扩大，除沦陷区党组织照常活动外，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一律暂时停止活动，割断与暴露地区的组织关系。已暴露的党员干部立即撤往游击区，其余干部应找社会职业做掩护，进行勤学、勤职、勤交友等“三勤”活动，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

　　1943年1月，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成立，尹林平任书记，机关设在东江抗日游击区内。为缩小目标、避免牵连，李守纯建议将集体领导的委员制改为个人负责的特派员制，特派员制实行分片管理，下辖的党组织采取单线联系和个别接头，不发生横的关系，以确保安全。作为后北江特委的特派员，李守纯面对日益险恶的形势，在共产党人邓重行、石辟澜、苏俊的共同努力下，坚持秘密印刷和派送省委的机关理论刊物《新华南》，以及《新建设》《新军》《抗日通讯》等进步书刊，刊登关于广东政治问题、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战局评论以及反对分裂投降等文章，有力地打击了汉奸汪精卫和国民党顽固派在广东掀起的反共投降逆流。李守纯等领导的曲江（韶关）樟脑工业合作社、印刷工作合作社，因经营有方，管理妥善，不仅解决了物资与技术缺乏等困难，还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为党组织的恢复发展以及开展地下斗争提供了更为方便的条件。在抗战时期，广东党组织从实际出发，高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全面抗日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基层各级党组织在抗战烽火中不断发展壮大，党员人数从1937年12月的约1500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21390多人，为推动华南抗日战争在曲折的道路上不断走向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坚守秘密以身殉国

　　1944年6月，因叛徒吕有告密，李守纯被捕。被捕后，李守纯被关押在国民党中统广东调统室禁闭所，即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情报机关所在地——韶关市“基庐”监狱。敌人知道他是党组织的相关负责人，掌握着广东党组织的组织架构、工作方法、人员信息、联系方式、接头暗号，保管着许多文件资料，就把他列为重犯单独监禁，并使用一切威逼利诱的手段，企图在他身上打开缺口，获取党的秘密，消灭粤北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在守备森严的监狱内，国民党特工皮笑肉不笑地对李守纯说，只要把掌握的文件交出来，就能与妻子陈志良双双走出监狱，家人的安全就有保障，还可以在国民党内升官发财。敌人发现这些利诱对李守纯没有丝毫作用，就收起僵硬的笑脸，露出凶残的嘴脸，给李守纯戴上沉重的脚镣和手铐。为逼迫李守纯交出党的秘密，国民党特工人员相继对他使用了雷公尖、竹筷夹手、坐老虎凳、吊飞机、灌辣椒水、烙铁烫胸等极其残酷的刑罚，一天使用一种刑具，把体质原本就比较虚弱的李守纯折磨得遍体鳞伤、皮开肉绽，那场景真是惨绝人寰，让人目不忍睹。在残酷的折磨面前，李守纯坚贞不屈，咬紧牙关，强忍痛楚，绝不向敌人泄露任何党的秘密，保持了一个革命者的高尚气节，避免了广东境内的党组织遭到更为严重的破坏。

　　那时，日寇进攻粤汉铁路沿线地区，经常在韶关地区实施空袭，只有在警报响起时，李守纯才有机会走出监狱房门放风，得以与难友和同志们见面。李守纯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勉励大家坚持斗争，不要向敌人屈服。面对日军在韶关地区的进攻，国民党军队再次选择退逃，被关押在“基庐”里的共产党人开始被转押。先是从“基庐”转到曲江县的拘留所，短暂停留后被押往芙蓉山祖庙监狱，后又转押至始兴，最后被押往南雄。当时正是酷暑季节，岭南的天气潮热，宪兵们用麻绳把难友们捆绑起来，两人一双手铐。李守纯带着满身的伤残，步履维艰，在敌人刺刀的押送下，经过3天的长途跋涉，才到达南雄县珠玑乡均平监狱。一路上，李守纯一有机会就给同志们讲革命形势，指出不管情况多么险恶，敌人如何凶残，革命最终将取得胜利。他还向战友们打气鼓劲，说将来自己如果有机会出去，一定会加倍努力地为党工作，直到革命的最后胜利。均平监狱是一所完整的司法监狱，四周围墙又高又厚，男女监房分开，管理严密。这里没有政治犯的监房，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只好与刑事犯挤在一起。晚上睡觉，一个贴着一个。经过几天的行程，难友之间有了初步了解，大家各自发挥所长，运用老方法，常在晚饭后用歌声传送消息，如唱《大刀进行曲》就是有问话或发生意外；如唱《月光曲》就表示平安无事。

　　转到南雄均平监狱后，敌人仍然不死心，还企图从李守纯口中得到有关情况，再三对他进行人身摧残。监区的食宿条件极端恶劣，晚上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衣着单薄破烂，身体虚弱的李守纯感染了恶性疟疾，却得不到任何治疗。由于敌人不断的摧残折磨，李守纯的伤病日趋严重，病情急速恶化。在同年9月的一个晚上，精疲力竭的李守纯最终牺牲在了狱中，为广东党组织的恢复发展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年仅36岁。狱中的同志站在他的遗体前，默哀致敬，人人扼腕叹息，个个泣不成声，满腔的怒火化作一行行热泪。为了寄托对李守纯的哀思，一位难友邓重行含着泪珠，悲痛地朗诵了鲁迅先生《为了忘却的记念》中的一段小诗为他送葬：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李守纯牺牲后，难友们共同集资购买了一副薄棺材，将其安葬于南雄县境的一座小山上。他的妻子陈志良由过去在韶州师范读书时的校长黄焕福保释出狱。这时她的大哥陈柏昌已在东莞县抗日前线光荣牺牲，但她仍然说服年迈的母亲，自己决心重返抗日战场。

　　1945年春，陈志良几经周折，找到党组织，经北江特委批准，恢复了组织关系。她毅然决然地要求参加武装斗争，被派往东江纵队西北大队电台工作。部队生活十分艰苦，陈志良虽身患痢疾，但仍以无比坚强的毅力坚守岗位。1945年9月，陈志良随部队到达始兴瑶山，不料遭到国民党军队包围。10月，部队突围，陈志良因病重留在瑶山治疗，不幸遭国民党军队搜捕杀害，时年23岁。

　　新中国成立后，李守纯、陈志良均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参考资料

　　1.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广州市民政局编：《广州英烈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中共广州花县县委党史研究室、花县民政局编：《花县英烈》，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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