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永红

　　作者单位：中共广州市越秀区委党校

　　看过电视剧《潜伏》的观众，一定不会忘记那对潜伏在敌营的中共特工夫妇余则成和翠萍。广东省委原常委、秘书长杨应彬和夫人郑黎亚就是潜伏在敌营长达10年的真实版的“余则成和翠萍”。这对在隐蔽战线的中共特工夫妇的人生故事堪比谍战片，潜伏生涯险象环生，在广州解放前顺利全身而退，可谓书写了中共地下工作的传奇。

　　1937年，中国进入全面抗日战争阶段，时任淞沪战场右翼军总指挥兼第八集团总司令张发奎邀请郭沫若帮助成立“战地服务队”。“战地服务队”很快聚集了30多名作家、音乐家、戏剧家等骨干成员，其中有10位是潜伏的共产党员。1937年10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这10位党员在“战地服务队”内部成立中共特别支部，由左洪涛担任书记，支部的任务是开展战地宣传、组织、统战、军事和党的地下工作。当时，刚刚年满16周岁的杨应彬是中共特别支部中年龄最小的一名成员。后 来中共特别支部陆续发展壮大到22名党员。他们潜伏在张发奎部10年，其间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搜集了不少秘密情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潜伏的10年里，没有一位成员的身份被暴露，这为保密工作提供了教科书式的案例。

　　1938年年底，张发奎调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战地服务队”被解散，特支成员被分散在张部各级要职上，左洪涛等在长官部任秘书，杨应彬与其他6名成员被分在长官部警卫营。。

　　不注意通信保密纪律使“潜伏”险象环生

　　1940年5月，为设法打进国民党核心部门，经左洪涛推荐，由张发奎本人保送杨应彬去贵州独山军校第四分校十七期学习。入校半年，杨应彬通过不懈努力，在升学时的技术测试中（单杠、木马、射击、背诵“典范令”）竟然在23总队一千多人中名列第一。

　　皖南事变后，反动势力加大了内部清查工作。1940年12月的一天，大队长拿出三张纸条给杨应彬看，说是从王洞若、郭弼昌、郑体诗三人分别写给杨应彬的来信中摘出来的，问道：“你认不认识他们？信中的话是什么意思？”

　　杨应彬看那三张纸条写着“巴黎公社的穷孩子都是很英勇善战的”“希望这次由柳州回韶关去，能拨开云雾重见青天”“相信你播下的种子萌芽了吧”等敏感句子，暗想不妙，“这三人都不知道‘战地服务队’的人不能直接与我通信这一事，稍有不慎就会影响到整个特支成员的安危”。于是，杨应彬沉着地回答道：“这三个人我都认识，王若洞是我老师，郭弼昌是‘战地服务队’队员，郑体诗是韶关游击干部班的学员，郭弼昌和郑体诗现都在四战区长官部。”眼见过多解释已无法脱嫌， 杨应彬冷静地道：“我是张发奎保送过来的，希望学校向张发奎调查， 还我清白。”大队长终于缓下语气：“你先回队里学习。”

　　接下来的十多个晚上，杨应彬经常刚入睡就被叫醒问话。在昏暗的灯光下，反反复复审问这些信的事，而且第二天照样要“三操两讲”。 杨应彬被折磨得精疲力竭，但仍坚定地重复道：“我是张发奎保送来的， 希望学校向张发奎调查。”

　　当时国民党奉行的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方针，此时军校区队长王应锻收到了上级下达的“秘密枪毙杨应彬”的命令。左洪涛获悉杨应彬陷入险境后，告诉张发奎“外面有人给杨应彬去信，引起学校当局的怀疑”一事，同时告诉张发奎说杨应彬思想纯正，富有才华，在军校全总队考了第一名，为四战区争了光，希望张发奎能去函嘉奖。随着张发奎嘉奖函到达军校，对杨应彬的审问才终于停了下来。枪决杨应彬的命令也随即取消了。

　　邀请张发奎作证婚人 打消对身份的怀疑

　　抗战胜利后，杨应彬的身份曾遭怀疑。为了消除怀疑，更长期地潜伏下去，左洪涛与杨应彬、郑黎亚商量后，决定为二人举行一场讲点 “排场”的结婚仪式，并邀请张发奎做证婚人。谁知邀请张发奎时，他直接问：“你们俩究竟是不是共产党？都是的话可以结婚，都不是也可 以结婚，最怕一个是，一个不是，将来一个当鳏夫，一个当寡妇。”两人听了答道：“我们跟您抗战多年，您还不了解我们吗? 我们都不是共产 党。”张发奎说：“既然都不是，那你们就结婚吧！”

　　1945年12月3日，张发奎应邀出席了杨应彬和郑黎亚的婚礼，并作为证婚人在婚礼上送上了祝福。这场婚礼，堵住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嘴，打消了一些人对杨应彬和郑黎亚身份的怀疑，国民党200多名高官参加了一对共产党人的婚礼。

　　急中生智使东江纵队北撤两千多人转危为安

　　1946年1月，军调部派出以中共代表方方、国民党代表黄伟勤和美方代表米勒组成的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到广州进行军调工作，解决东江纵队北撤问题。杨应彬密切留意司令部的各种动态，空闲时偷偷记下广州行营的具体布置情况，以防出意外时能提供一些帮助。

　　一天，杨应彬在参谋处无意间看到谍报队的一位姓甄的参谋在与其他人低声说着什么，杨应彬侧耳细听，果然听到国民党谍报队的人已化装成第八执行小组驻地的工作员，监视方方等人的一举一动。杨应彬马上告诉左洪涛，希望他能尽快想办法通知方方。左洪涛以照顾第八执行小组人员的生活为由，得到张发奎同意，以行营副官处代理处长的身份见到了方方，左洪涛事先准备了一张写着“服务人员均是特务，提高警惕！”的纸条，在与方方握手时送了出去，方方会意接下了这个情报。

　　一切似乎都按照国共双方的协定，东江纵队将在深圳大鹏湾附近聚集，随后北撤到山东烟台。杨应彬当时在参谋处作战科负责分管兵 力、驻地等工作，谈判刚刚结束，他突然接收了一份关于兵力调遣、驻地变动的军事调动命令。杨应彬认真一看，发现上面有蒋介石下达给张发奎的反革命密令：要求张发奎在我武装部队陆续集结之际，“聚而歼之”“一网打尽”。杨应彬大为震惊，深感事态严重，立即将蒋介石的密令及国民党的广州行营军布局情况告诉左洪涛、何家槐，商议如何将信息尽快传递出去。

　　而此时，方方等人已离开广州，特支成员无法直接与东江纵队取得联系。紧急时刻，左洪涛猛然想到香港中共领导的《华商报》总经理萨空了在广州，于是急忙找到他，委托萨空了火速赶回香港，把特急情报和国民党广州行营布置情况转告林平。林平随即告知方方、曾生，并电告周恩来、叶剑英。周恩来、叶剑英获悉后，一方面动员香港的进步报刊公开揭露蒋介石的阴谋，东江纵队也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做好应对战斗的准备。

　　在我党我军有力的反击下，蒋介石、张发奎停止了偷袭我集结部队的阴谋计划，我2500多名抗战骨干和家属安全北撤。

　　东江纵队顺利北撤之后，国共和谈破裂已成定局，军统特务开始对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员进行疯狂搜捕，特支成员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此时，周恩来指示特支成员见机相继撤离广州行营，到更需要的地方去开展工作，特支成员随后相继撤离。

　　1946年秋，整个中共特别支部就只剩下杨应彬和郑黎亚两人仍在继续战斗。1947年夏，杨应彬向时任国民党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请示：“我十几年没有回老家了，想回去看看。”张发奎并没有怀疑，批准了杨应彬、郑黎亚夫妇“请假”要求。得到允许的杨应彬和郑亚黎马上启程离开广州，前往香港。至此，“战地服务队”中共特别支部的最后两位成员成功撤离张发奎部，结束潜伏张部10年的秘密工作。

　　在和平年代工作中仍然坚守党的保密纪律

　　1949年11月，杨应彬和郑黎亚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分别从香港回到广州，参加广州解放的接管工作。在接管公安局后，郑黎亚继续参与接管广州棉纺厂。与此同时，已是广州军管会副秘书长的杨应彬也在忙碌着。当时，许多接管干部都住在爱群大厦。郑黎亚住在这里，杨应彬也是，但两人却并不知彼此下落，也无缘相见。直到半个月后，一位同事问郑黎亚：“你可在爱群大厦看见杨应彬 ?”此时，她才得知，朝思暮想的伴侣近在咫尺却未曾相见。多年身处敌营，使他们早已养成了保守党的秘密的工作习惯，即使是夫妻，在工作中，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

　　说起这段潜伏经历，可谓与虎谋皮，危险无时无刻不在。正是因为杨应彬和郑黎亚夫妇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始终坚守党的保密战线的工作纪律，才书写了深入敌营，屡获重要情报，却能全身而退的潜伏传奇。

　　参考文献

　　1. 徐静 ：《郑黎亚 ：真实版“翠平”》，载《南方农村报》，2013 年 12 月 26 日。

　　2. 杨应彬、郑黎亚 ：《金华集》，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下载链接：杨应彬和郑黎亚的潜伏生涯.docx